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

区政协文史委      程云竹

 

1

人民政协有一项特有意义特有价值的已经开展了六十多年的文化事业，那就是组织社会贤达撰写“那些年”里的“那些事”和与“那些事”纠缠在一起的“那些人”。因为“那些事，那些人”曾经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影响或推进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倡导这项事业的，不是别人，正是为共和国操劳了一辈子永远活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周恩来总理。起初是让那些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以及那些原国民党将领无业高级知识分子，整理个人回忆录，以此“补史料之遗、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后逐步发展为人民政协的一项特色事业，其名称就叫作政协文史资料。人民政协赋予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代表人士撰写“亲历、亲见、亲闻”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特殊使命，其实也是服务于统一战线并让他们享受民主权利的一种方式，既调动了他们研究问题达成共识的积极性，还发挥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作用。文史资料以写所知为主，所见所闻辅之。文史资料是当代人写当代事，一代人写一代事。文史资料不能隔代相求，历史人物不能去而复生。文史资料“鉴往知来”，征集和抢救永远处在“时不待我”的紧迫路上与生命赛跑。

唐代孟浩然诗曰：“人事有代谢，往事成古今”。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首先需“因人选题、因题选人，因事找人、因人找事”，其次要牢记真与实的大原则。所谓真，就是人真、事真、话真；所谓实，就是写实事、说实话、反映实际过程。我们在组织征集撰写中，反复强调往事要实，人物要真，从其反义词角度讲，就是：不得道听途说，不得胡编臆测；夸大与缩小、溢美与贬损、溢度与杜撰，都不行。有了这些“不得”和“不行”的条条框框“紧箍咒”，无论是寻找征集线索，策划征集选题，组织挖掘撰写，还是编辑出版，皆是辛苦的事情。越是辛苦的事情，你越是要早准备，超前谋划。从年头忙到年尾，年年如此。

过大年啦，别人走亲访友，划拳喝酒，你却在文史资料室“翻箱倒柜”，资料铺满桌面，构想初步征集思路。

收假了，你抱着期望得空就跑图书馆地方资料室查阅说不定就有的一手资料，接着走访老者和重点作者，收集各方建议意见，然后将年度征集出版初步方案与主任和分管副主席沟通，无意见分歧，提交主席会议讨论决策。

六七月了，热得要命，双休日你还赖皮一样赖在办公室，要么是电话催稿；要么是读稿、选稿、改稿。改好一篇，你微信方式发给作者，共同把关，尽力减少遗憾。有的来稿，大堆大堆材料杂乱堆放在一体，初看看不下去，硬着头皮往下看，发现“钢筋是好钢筋，砖块质量也不错，就是没盖出像样的房子”，于是你提供比较成功的“样板房”，指导他重新选材，尝试“重建”。有的，背景材料从中央一直写到地方才入题，过渡文字一段接着一段，你得尽量作减法处理，或者将堆积背景材料与过渡文字分解稀释到合适的不同段落中，力求基本不影响读者的阅读节奏。有个别作者，写些几百字的短文，要么没啥内容，要么与地方文史资料不沾边，你得诚心诚意给解释，不然，不日，他就托人给你打电话、批条子，其实，有职业良心的编辑从来不会埋没好稿子的，用稿也不论长短的……

八九月了，抓紧排版、校对、审稿、申请书号、招标印制。紧赶慢赶，提心吊胆地，到了年终，成品书拉回来，在来年的二三月份政协全委会上发放到委员手中，你依旧心里轻松不得。不出政治问题便罢，出了毁书重印。

何为政治问题？关键字词出错了，如领袖人名、政治名词等，无论是错字、漏字、倒字，这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还有，书中出现了政治观点与党中央要求不一致的语句，收录的某篇文章有可能影响到国际关系，曲解了民族宗教政策，泄露了国家机密，涉及到了还处在封存期未解禁的东西，等等。总之是，“忠于事实，秉笔直书”，“征集无禁区，出版有纪律”，你必须睁大眼睛，时时处处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地谨慎谨慎再谨慎，把牢“三关”，“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一关都不能放过。“大尾巴狼”和“马大哈”绝对是吃不了这碗饭的。

我在商州区文创室工作期间，组织编印过三本文学书籍，多年在编辑《丹水》文学期刊中，也不曾下过这番苦，受过这份“罪”。我以为自己擅长纪实写作，搞文史工作有何其难的。但正儿八经地深入进去了，才明白纪实文学其实并不全等于文史的记实。

2

2010年的前半年，商州区政协文史委的两名同志相继被提拔到别的单位及岗位工作。这年十月，我被借调进区政协，填补了文史委的“空壳子”。

当时的区政协主席是李文选，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是任杰。

先说我的分管领导。他中等个子，头发梳得油光油光的，明文规定早上八点上班，他七点到。肩上挎个真皮小包，先是街上购买两张体育彩票，接着在小商店“来一小包法式小面包一桶纸盒装牛奶”。进了办公室，包里掏出眼镜手机放在办公桌上，接着吃早餐，喝茶，阅文件，读书，接待来人。大约十点钟后，喊我去他的一楼办公室说工作。

初到政协，对他的领导作风，我还有些不习惯。相处时间长了一点，知道他是民建商州主委，之前当过区财政局副局长，竞选过商洛宾馆负责人，有个性，与常人不一样的。孙中山先生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背得滚瓜烂熟。记得来政协，首次给他汇报工作，中性语音叫一声他“任主席”，他却板平着脸说：我是副主席，不是主席。搞文史的，一定要严肃，准确用语，平时“局长、局长”喊惯了，编稿子，作者把副职写成了正职，你就有可能放了过去，这叫讹化历史，是绝对不允许的。说完了，自己忍不住笑了。当时，我愣住了，有点莫名其妙。直到2011年在北京参加了十一届全国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学习，我才醒悟了他的用意，后来我在多次文史通讯员培训会上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把副职写成了正职，要对历史高度负责，别不好意思，见面称呼习惯往往会自觉不自觉篡改历史本来面目的。

和任副主席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人怪是怪，但的确是有些本事。他的书柜里，书不是很多，但记性特别好，但凡看过的内容，能给你说清某句话在书中哪一页，能给你讲得准确无误。他最擅长的是给材料“挑刺”。他在区政协当过两届副主席，主席会议审定调研视察报告，全委会工作报告，主席总是点名让他提意见建议，一提一个准，确实厉害，你不服都不由你。后来，他不分管文史了，一次与他在一块闲聊，我特意提到这一点，他说，到政协来工作，首先摆正自己位置，要明白副科、正科在政协，其实也就是干事，外边有人不懂政协，以为是养老的好去处，一旦稀里糊涂地到政协反而“后悔何必当初”，因为在政协要多干少说，不仅会协商，就是话不多，议到点子上，还要会写材料。能拿出有分量的工作汇报、发言、领导讲话、调研报告，这是政协人的看家本领。

任杰副主席还有个本事，你觉得不好写的材料，去请教他，他说，是这，你去取笔和纸，我口头叙述，你记录整理。他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口述。先是文章标题，再是导语和几大板块的概述短语，然后再倒回来，一边抿着茶水，一边口述具体内容。口述完一部分，让你读一遍记录，觉得那句话不满意，又叮咛你这样这样改。接着，继续往下叙述，大约四十分钟左右，口述完毕，你稍作文字修理，就是一篇很不错的1500字左右材料。他讨厌空话假话套话连篇，屁不臭人。

对待材料，他还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凡是需经他把关的材料，无论修改多少遍，始终要求你电脑只存最终版，他手中也只保存一份定版的打印材料，半成品的纸质打印份一概当场全部销毁掉。他曾给我解释说，这样做，不惮出错。

曾随他到区信访局接待过几次群众来访，使我开了眼界。他接访，不慌不忙的。首先问清楚来访者“尊姓大名”、何方人氏、诉求什么问题，然后逐条剖析诉求愿望的政策、法规依据，合乎公序良俗的人间基本道理，总之是无理不得诉求，合理、正当才可以诉求，合理、正当的诉求为什么得不到解决，是哪一级的问题，要求哪一级拿事者都到现场，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条件尚不成熟的，给来访者解释清楚。他不喜欢无理取闹，看好是问题就解决的真干事式干部。

任杰在政协当了两届副主席，上三楼去当人大副主任了。他说，这是有规定的，副主席只能干两届。

 

 现在说说主席李文选。他细细高高的个子，带着笑脸低一下头从眼镜片沿看人。首次给我谈话，问文创室多少人的编制?我说主任同志共计三人。李主席说，小单位么，区政协是个讲政治的“四套班子”大单位，是锻炼人的好地方，平常严格要求自己，与同志精诚团结，合作共事，好好干，干出成绩了最差也能提拔个副科级主任。我也想在政治机关混个副科正科的，毕竟自己是凡人，之前还是文创室主任，没有进步，在文化系统熟人面前怪丢人的。

干工作，我处处谨慎，很卖力，每次评比，都从省市政协抱回来了奖状。我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他总是笑笑地说，给咱政协的文人鼓励一支香烟。有一次，他看了我写的材料，说：给人民政协写材料，要讲究政治高度，政协是政治机关，全局意识、服务中心意识特别重要。有一年，区政协组织编辑出版一套文史选集，有同志说某某鬼点子多，单位人都不待见，不能上书。我想起了李主席的话，我说,从艺术成就特殊贡献角度讲，这人无法回避，要包容，要用全局性思维看待，不然书出出来人会说政协做事不公的。

2015年6月，全市政协文史工作会议在柞水召开。晚上，二返文史委担任副主任的马兰说：李主席退休回了家乡，见个面也难，借柞水开会机会看望一下老领导。李主席一见到我们，就用苏轼的诗句“人生不满百，一别费三年”感叹这次的相见，接着让座、沏茶、削苹果、发烟。热情仪式过后，拉起家常，说起区政协的往事趣闻。话题转到我，李主席很惋惜地说，在政协，提拔个副科，不是个难畅事，谁能想到政策说变就变了，以工代干身份不能提拔，留了个遗憾。我说“人生贵相知”足矣。他说：到政协工作，其实也不亏，政协人多事多面广，天地开阔，多一份人生历练，其实也是人生一笔大财富。换个角度讲，“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人生得丧何须计，一任浮云过眼来”。

李主席是柞水凤凰镇人，听说曾当过县委办主任，我没有刻意求证过，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儒雅的文人。他的近况如何，我不清楚，毕竟多年没见过面了。祝愿老领导幸福安康！

3

老领导马妙成主席。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能遇到“高人”贤人“辅佐”，那是十分幸运的事情。哪怕你一辈子只遇到了一位，那你也会记他一辈子的好。我是福人，曾经帮扶过我的人，不止一位。老领导马妙成就是这其中的之一，没有他的多次“出山上阵助战”和时时“甘为人梯”，点拨，区政协近年来出版的几部重要文史资料书籍，将会是何种面目，我简直不敢想。

因文史资料编辑工作，我与马妙成已经交往了十多年。是何时、何场合认识的，确实说不清楚。

马妙成，汉中城固人，1937年生，1955年汉中师范毕业分配到商县（今商州区）工作。先在县广播站、《丹江日报》社、县委通讯组当过多年“文字匠”，后当区委宣传部长、区政协主席。1998年5月退休后，先后创建了商州区慈善协会、老年学（协）会。多年来，一直在编辑《商州老年》会刊。他在商州工作生活了60多年，对商州的经年往事比较了解，人们称他为“商州通”。他为人低调，本分正直。商县广播站的老编辑温申武老师曾提醒我在政协编文史资料，遇事多请教马主席。

马主席高高的个子，干瘦的身材，衣着普通得体干净整齐。2014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老说老话》，他的挚友一辈子与“之乎者也”打交道的老学究赵遵礼先生在序文中评价说：人老文老，老话不老。

为了事业，我向马主席请教了十多年，我始终顽固不化地不承认他老。他年龄虽进入耄耋，但精神矍铄，腿脚灵健。他找我时，前一分钟还在一楼院子给我打电话，我尽快放下手中活，站起身子，他却进了我的五楼办公室，哪像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我与他相差三十多岁，我一直羡慕他的好身体，也很高兴他有个好身体！因为他的身体健康，我就心里踏实。

我在政协边学边干，边干边摸索总结。从第25辑编到第30辑的时候，基本知道了政协文史资料是干什么的，也粗线条地理清了自己的工作思路。但在政协，我只是一名干事，干事的职责就是干事。干事，干事，只有干事权、建议权、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干事不是参与决策的主席会成员，有了想法能不能说，说，平台在哪儿，哪种场合能说？政协是政治机构，干事也得懂规矩。

我于是想到了马主席。马主席说，文史征稿会上要辅导培训通讯员，可以先在培训材料中讲出来交流。于是我在与大家交流中首次说道：政协文史工作开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三亲”史料的挖掘整理，一条是历史文化研究。编辑出版的图书，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选集资料，一种是专辑……我们今后的工作思路是：两条主线、两种图书，互相兼顾、齐头并进，五年一规划、分年实施；“人无我有”的资源优先出版、“人有我优”的资源优先出版、能够促进地方发展的资源优先出版……会后，欢迎大家来政协坐坐喝水，有需要的地方，尽力配合，期望大家齐心协力把政协文史工作做得更好。

商州区政协于1962年设立“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2年编辑出版了第一辑《商县文史资料》。此后，伴随着商县更名商州的“县改市”、“市改区”，政协文史工作机构名称虽几经变更，但是，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出版工作却从未停止，基本坚持了“每年一辑”。到2015年，共征编出版《商州文史资料》30辑约800万字，建国前、商县、商州市、商州区时期的重要内容都基本涉及到了。在全省的县（区）政协中，算是出书最多的政协之一。

也就是在这个2015年，区政协决定依托前30辑《商州文史资料》的基础，再补充征集部分新资料，系统整理出版一套《商州文史资料精编》选本。这是个大工程，具体怎么编，一年多时间要交工，我建议聘请马主席出山坐镇相助，政协拿事的领导同意了，我心里立刻轻松了许多。后经多方协同作证，200多万字的五卷精选本顺利如期面世。

出版一本书，要写前言，后记，要么作序。时间长了，总觉得老套，没新颖感。第35辑是一部选集资料，好文“多多”，有的还探索了文史资料稿件的写法，加之自己也临近退休，所以有种想法：将全书大概内容、编者意图和基本文史知识，有机糅合，写个东西替代序言。东西拟好了，自己还基本满意。叫什么，一直在“编辑絮语”“编辑笔记”“编委会琐语”之间转圈圈。请教马主席，马主席以为这些都不确切，说：我看“开卷琐语”合适，署名就写本书编委会。后提交领导审定全文时，领导说“前边冗，后面不错”，但并没有亲笔改动一个字。我又请教马主席，马主席通读一遍，说：闫主席（闫争民）说的有道理，文章如一本书的结构，讲究“凤头猪肚豹尾”，前半部分有点拖沓，如介绍编稿时如何把好“三关”的，叙述文字太多。我说：还是您亲自提炼几句吧。马主席略作思考，提笔写道：严把“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编稿。一是规范提法，力求观点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核对资料，力求人真事真；三是锤炼文字，力求叙述简练。删掉了繁冗的好几百字。

基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确实不好当。作者的水平与素养，参差不齐。在编辑第33辑《商州走过七十年》和第35辑的时候，我们聘请他担任特约编审。有的稿件，有内容，但文字粗糙别扭，经马主席加工锤炼，立即叙述简练，事实清楚。有的散乱不堪，马主席挠着头皮往下读，读两遍三遍，理出头绪，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日他哥的”（马习惯用语），像是写散文，不交代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马主席一边亲自打电话询问，一边翻阅其它资料考证。在编稿过程中，多数稿件，都是马主席看头遍，可用的红笔初改，不能用的注明意见。接着，我吸收马主席的见解，电脑上尝试能否更好，再与马主席交换意见敲定送审稿。

文章的标题好比是人的眼睛，透过它可以洞悉文稿的内涵，但这“画龙点睛”之笔却往往难倒了多少作者和编辑。马主席将其中的标题“腰市人江平”改为“从腰市走出的江平”、“革命烈士一家人”改为“苏家一门三英烈”、“卫生院旧事”改为“在基层卫生院工作的旧事”、“商州粮食人的往事今日”改为“商州粮食人的经年往事”、“黑龙口中学发展简史”改为“黑龙口中学的前世今生”等，我觉得这简直就是“点睛”之笔，问其诀窍，马主席说，文史稿件标题用语要准确、鲜明、生动、有高度的概括性。

我与马主席配合相当默契，跟他学到了好多东西。

文史资料面临的现实：一方面稿源奇缺，年轻专业文史工作者奇缺；一方面近几届政协委员很少有人撰稿，撰写队伍在新老更替中呈显萎缩之势。去给马主席诉苦，马主席说：有啥愁的，这几年的文史工作，你把图书馆资料翻遍了，又到写家子扎堆的商洛日报社组稿，我依托编辑《商州老年》杂志也会组织到一些稿件，只要不断挖掘新苗苗，不断培养重点作者，何愁稿源断流。

我常常感叹：有马主席这样的前辈师友真好！

（程云竹，1966年生，陕西商州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商洛市政协文史专员、《商州文史资料》文字编辑。曾任商州区文创室主任、商州作协副主席，市、区政协委员。已公开发表数学论文、文学作品等50余万字。现供职于商州区政协。手机号13239148039）（说明：该文曾在2023年第3期《丹水》文学杂志发表）